从1932年开始，一直到1946年结束，14年的时间里，戴笠一直把持着“中央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及后来“军统”的大权，是国民党特务机构中极为重要的人物。

国民党内部存在人治而非法治的政治环境，国民党派系斗争更是极为复杂凶险。但在这样的环境中，戴笠却是一位“常胜将军”，始终屹立不倒，长久占据机要部门高位。这和他始终坚持的一套“忠诚之术”有关。

戴笠就常表示自己有如今的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戴笠乃“总司令的戴笠”。

他提到的“总司令”就是蒋介石。而他的这句话，也让更多世人领悟到民国时期四处制造恐怖的特务政治的真正源头所在。

戴笠佩服蒋介石，但在蒋介石之外，还有两个人对他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一个和蒋介石一样同为他“最佩服的人”，另一个则成了他一生最害怕的人。

他们到底是谁？

戴笠和蒋介石

戴笠最佩服的第一个人是蒋介石。为了能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当上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统领数万人，戴笠也付出了不小的努力和代价。

戴笠和蒋介石一样来自浙江，可以算得上是“老乡”。在戴笠还作为江山浪子浪迹于沪杭等地时，年长他10岁的蒋介石已经因为得到孙中山的赏识而崛起于民国政坛。

到1926年，戴笠以30岁大龄考入广州黄埔军校，被录取为第六期第二批学员时，蒋介石既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同时也将作为孙中山之后国民政府的第一人，此后长期居于军政核心。

戴笠入校后被选入蒋介石特令成立的骑兵营，在三百名学员中，戴笠年龄最大，也最善于抓住机会表现自己。

彼时，蒋介石因故在上海发表了“辞职宣言”，带着亲信侍从返回了浙江溪口，这使得刚刚组建的骑兵营陷入了一定的困境。

在骑兵营想要推选两个学员赴溪口向蒋介石汇报情况时，戴笠积极争取到了其中一个名额，到溪口后更是抢先向蒋介石递上骑兵营营长及全营学员给蒋介石的信件，并口呼：“我们恳请校长收回辞职宣言，带领我们继续北伐！”

蒋介石见他态度恭谨又不失机灵，不由得瞥了他一眼，之后细细询问了骑兵营的情况，戴笠也能条理清晰地一一应答。

这也是戴笠进入黄埔军校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他通过得当的表现给蒋介石留下了一点儿印象。

对此时的蒋介石来说，戴笠还是不值得给予过多关注的小人物，此次见面一结束，他就将戴笠抛在了脑后。

但戴笠则不然，他对蒋介石心心念念，后来骑兵营难以维持下去，戴笠果断离开，并下定决心尾随蒋介石的踪影到了上海，借住在表妹夫家的亭子间里，每天一大早则穿上军装，整肃军容赶到蒋介石下榻的公馆，在公馆面前义务站岗、放哨。

这是戴笠想到的博取蒋介石注意的方法。

那个时候，蒋介石每天都要乘车进进出出，一开始只觉得公馆外有一个卫士似乎有些面熟，但也没有去理会，直到一连四天都看见同一个人，这才示意贴身警卫将戴笠叫到车前。

等到戴笠走近，他才意识到戴笠就是不久前骑兵营派去溪口陈情的学生代表，好笑地问他：“是谁派你来这里站岗的？”

戴笠赶紧表自己的忠心：“我是校长的学生，自动来的！”

蒋介石敷衍地夸赞他“很好”，又让他明天就不用来了，回去好好努力。

但戴笠显然不会甘心。

不久后蒋介石回到南京重新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被并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戴笠得知消息也跟随其后来到了南京的总司令部，终日费心于四处搜集情报，再蹲守在总司令部门前等待蒋介石的汽车，三番五次冒险想要将汽车拦停，好为蒋介石递送情报。

当然，往往是还没到蒋介石的车前，戴笠就先被警卫人员拦下并受到他们的打骂。

有一次戴笠还被打得口鼻出血，情急之下高举手中提前写好的情报，大喊：“我是校长的学生，是给校长送情报的”，才让听见声音的蒋介石示意司机停车，把人叫过来询问情况。

戴笠已经连续三次给蒋介石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他饶有兴致地打量戴笠，又觉得他递交的情报也有一些用处，终于觉得给这个不死心的学生一个机会。

于是蒋介石指示机要秘书负责与戴笠联络，传递情报。

想了想，蒋介石还是决定给这个“忠心不改”的学生一些特意的关照，还对机要秘书吩咐，倘若戴笠确有紧急情报，可带他随时晋见。

就这样，戴笠第一次真正地摸到了蒋介石的边。

为了不错过这一能够争取得到蒋介石看重的宝贵机会，戴笠经常不顾危险深入前线打探情报，在当时每月薪水只有十几块钱且没有任何出差补贴的情况下，在外奔走的戴笠经常很快花完了全部工资，此后就常常写信向住在老家的母亲要钱，花着家里的钱为蒋介石搜集情报。戴笠对蒋介石的忠义可谓“感天动地”。

当然，戴笠后来能得到蒋介石的重用，除了有苦劳之外，忠心和功劳都缺一不可。

对戴笠来说，蒋介石既是浙江人这个小圈里最出色的前辈，值得他的敬重和学习，又是唯一能够许给他权势和地位的人，值得他追随。

戴笠和周恩来

如果说戴笠对蒋介石是晚辈对前辈、位卑者对上位者，其中感情掺杂着许多复杂的要素的话，那么他对敌对阵营的周恩来产生的佩服之情，或许就会显得更加纯粹一些。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共产党内部，戴笠绝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其好感的第一人绝对是毛主席。

要知道，毛主席作为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是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的“头号敌人”，戴笠效忠于蒋介石，身家荣誉尽数系在蒋介石身上，就绝不会公然和蒋介石作对，自然不会在外说毛主席的任何一句好话。

周恩来则不然，作为副手，其更多起到的是“辅佐”的作用。

同时，周恩来在共产党内也接手了隐秘战线的工作。

作为“同行”，戴笠表达对周恩来的好感也容易解释，如借鉴其长处，可能更好地做好特务工作，帮助蒋介石取得胜利等。

戴笠之所以会佩服周恩来，是因为周恩来始终坚持和日军作战，尤其是言行一致，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为顾全大局，力压共产党内杀掉蒋介石的呼声，说服毛主席等人释放了蒋介石，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同时，戴笠虽不常与周恩来有接触，但少数几次接洽，他却也曾为周恩来所折服。

如1938年，在蒋介石主持的武汉军事会议上，为向蒋介石表功，戴笠就率先向周恩来发难，言当前武汉局势动荡不安，人心纷乱，政府无治，军事委员没有统一军令和训令，“你们共产党不能不说起了不良作用”。

面对戴笠的诬蔑发言，周恩来立即站起来给予反驳，反过来谈到这些现象“恰是贵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没有遵循孙中山总理的遗训，没有执行两党共同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引起的”。

在戴笠大喊“请你也讲具体事实”时，周恩来条理清晰地一一道出了国民党的种种恶劣的行径，包括在人民抗日的当下暗中调查群众组织，强行解散抗日团体，逮捕反对贩运日货的爱国青年、工人和学生，甚至还重金收买坏人，散发诬蔑共产党和中伤国共合作关系的宣传品等等。

待周恩来讲完，戴笠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应答，脸上也已经涨红，面上淌着豆大的汗珠。

在他的心里，虽有对周恩来的恼怒，却也不乏有其人格和品行的钦佩。

戴笠和蓝月喜

戴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心人物，为了权势和地位无所不用其极。

若论他一生最害怕的人或许不是蒋介石，而是他的亲生母亲蓝月喜。

当然，这种畏惧中更多是敬爱。

戴笠兄妹三人幼年即丧父，能够长大成人全靠母亲蓝月喜不得不弃，奋力养育。

戴家祖上有过荣光，虽至戴笠父亲这一代已然家道中落，但长辈为戴笠父亲所聘之正妻蓝月喜也出生在一个门户相当的家庭，自幼习字读书，记忆力强，是有一位有文化的女性，这也让其在教导儿女上更有方法。

戴笠幼时逞强好勇，就受其教诲极严。而戴笠忠君爱国，也是受到了她的很大影响。

戴笠对生母的爱和惧在国民党内甚至在国内外都不是秘密。

民国时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想要拉近和戴笠的关系，就特地给蓝月喜带来了一套镶嵌着水晶照镜、能将人照得更加年轻的红木梳妆台。

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亡故，家中老小尽数将蓝月喜隐瞒。一直到1949年病逝，蓝月喜都不知晓戴笠已然身亡。